中华民国推动外蒙古独立，甩锅新中国，蒋介石的复杂纠葛

在我童年时，村里的小伙伴们曾提到外蒙古是共产党让出去的。那时我只有10岁，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源去质疑这一说法。现在，我想认真探讨一下这个话题。

毫无疑问，将外蒙古割让的并非新中国，而是中华民国。而这一民族悲剧的始作俑者，正是被许多不了解真相的网友们视为“民族主义者”的蒋介石。

外蒙古的实际独立最早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发生的那一年。

外蒙古在清朝时期被称为“喀尔喀蒙古”。在清准战争期间，喀尔喀蒙古遭到准噶尔蒙古的攻击，因此与清朝联合，共同抵御噶尔丹。康熙三十年，康熙皇帝在多伦淖尔与各个蒙古部落举行盟会，喀尔喀蒙古正式并入清朝的领土。从此之后的200多年，喀尔喀蒙古始终是清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得不承认，清朝的统治者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确实颇具一套。中原王朝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对抗历时两千年，唯有清朝通过“宗教与联盟”的方式，成功将漠北草原完全纳入了中原的统治。从这一点来看，清朝统治者的智慧已经远超汉唐时期。

然而，清朝对喀尔喀蒙古的统治与内蒙古仍然存在差异。在康熙年间，喀尔喀蒙古已建立了盟旗制度，并实施了类似于内蒙古的地方治理模式。然而，直到乾隆时期，清朝才明确外蒙古由驻库伦的官员和乌里雅苏台的将军进行管理。尽管如此，喀尔喀蒙古在清朝的地位仍远逊于内蒙古。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尼布楚条约中，清朝政府以他人的利益为代价，将喀尔喀蒙古的领土割让给沙俄，这显得有些不太妥当。

如前所述，清朝对外蒙古的统治方式是通过“宗教——会盟——驻库伦大臣”这一系列制度来实现的，这些措施确实有效，但其致命的缺陷在于，外蒙古只需对清朝皇帝表示忠诚，而无须对中原的统治者效忠。

因此，当清朝皇帝权力减弱，沙俄势力侵入之际，外蒙古的贵族们便开始采取行动。

1911年7月，库伦活佛通过“会盟”方式，召集了外蒙古四盟的王公，决定宣布“外蒙古独立”，并公开向沙俄寻求保护，实际上等同于叛国行为。

在去年的11月，辛亥革命的爆发使得清朝的统治更加岌岌可危。

在这个时刻，沙俄开始采取行动。沙俄的外交官表示，“可以借助中国南方的革命运动来制造对中国政府的困扰”。因此，趁着辛亥革命局势尚未稳定，外蒙古的王公们将曾经的上司——驻库伦的大臣三多驱逐了出去。三多甚至不得不向沙俄使馆请求保护。

在辛亥革命的时期，尽管北方的袁世凯与南方的孙中山互相争斗，但他们始终认为外蒙古不能被割让。然而，形势的变化超出了他们的控制。当苏联强迫袁世凯接受实际上割裂外蒙古的协议时，袁世凯不得不派人签署了《中俄蒙条约》，承认了外蒙古的“自治地位”。

实质上，北洋政府既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收复外蒙古，也失去了清朝皇帝作为“黄教教主”的影响力，因此只能采取“拖延”策略，防止沙俄完全占领外蒙古。

即使在20年代出现了徐树铮收复蒙古的短暂事件，这种情况依然没有得到改变。

显然，类似的情况也曾在西藏出现。然而，英国对西藏的兴趣和紧迫感，远不及沙俄及其后来的苏俄苏联对外蒙古的渴望。原因在于，如果外蒙古归入中国，中苏之间的边界将延伸至14000公里，这样漫长的国境线恰好紧邻苏联北亚的核心地区，一旦中苏之间爆发冲突，苏联的北亚区域可能会在瞬间易手。

外蒙古的战略价值在苏联实力较弱时可能不显著，但一旦苏联崛起为超级大国，外蒙古便不再能被轻易放弃。

20世纪20年代，沙俄经历了政权更替，随之而来的是协约国的干预战争，使其无力争取外蒙古的独立。再加上日俄战争失败后的三十年间，沙俄甚至不敢与日本谈判中东铁路和库页岛的争端。其领导人还坚定地表示要“归还所有被占领的中国领土”，希望借此获得中国的支持。

随着苏联内部局势的稳定，尤其是到30年代完成工业化后，他们不仅不会归还被占领的外东北和外西北地区，甚至还会推动外蒙古的独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中华民国收复外蒙古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如果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军能够在中国战场或印缅战场上取得显著成就，远东地区便不需要苏联的干预，那么苏联又怎能有脸提及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呢？

遗憾的是，获得了大量美国援助的蒋介石部队，不仅未能展开有效的反击，反而遭遇了豫湘桂的惨败。原本寄望于蒋介石能够北上消灭关东军，南下收复南洋的英美联军，最终却不得不向斯大林寻求帮助。

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与宋美龄显得充满自信，这源于印缅战场的胜利所带来的荣耀。然而，在经历了豫湘桂的惨败后，美苏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重聚，蒋介石则被直接排除在外！

最终结果是，雅尔塔会议并不需要蒋介石的统一，也无需征求中国人民的看法，直接将外蒙古的独立、日本在东北的权益以及旅大港口的租借权全部转交给苏联。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签订的凡尔赛条约，明确将中国的山东地区割让给了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雅尔塔秘密协议，美国与苏联未曾告知中国，便完成了对外蒙古及东北地区特权的转让。

这一切，和英法与希特勒签署的割让捷克领土的协议何其相像。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阶段，“东方慕尼黑事件”并未出现，但抗战的最后关键时刻却真实发生了。

要不是因为蒋介石的军队指挥能力不足，美国又怎么会主动“邀请”苏联红军进驻中国东北呢？

如果蒋介石的军队能够打造一支强大的美式军队，顺利推进到山海关，甚至苏联就算与美国划定三八线作为分界线，也根本不需要越过黑龙江。

然而，最让人感到被侮辱的，不是雅尔塔协议的秘密决策，也不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署时的场景，竟然是中国人被要求前往外蒙古独立公投的现场进行观摩。

最终，在中华民族国民党政府的见证下，外蒙古的独立公投以100%的赞成票获得通过。从此，中国彻底失去了收复外蒙古的任何机会。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后，却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夺回”了外蒙古。

这正是蒋介石所擅长的“通过日记强化国家，借助地图扩展疆域”的传统技艺。

1945年，雅尔塔及其他一系列会议为外蒙古争取独立法统地位奠定了基础。在苏联的视角下，这被视为他们出兵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回报”之一；而在美国看来，这则是对苏联在远东控制权的认可。对于蒋介石所代表的中华民国而言，这被视为苏联在“不支持共产党革命”方面的一种妥协。

因此，亲自目睹蒋介石在豫湘桂大溃败和三大战役中的惨败的美国，显然认识到蒋介石退守台湾的根本原因在于丧失民心和军队管理不善等因素。然而，蒋介石的国民党仍然愿意毫无保留地依附于美国。因此，在二战之后，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美国依然选择了支持蒋介石。

回顾苏联的历史，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心理负担。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在第三国际的关照下发展起来的革命党，而长期主导苏联的斯大林则是大国沙文主义的拥护者。因此，苏联对于支持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并不是基于它们所归属的意识形态阵营，而是要看这两个党是否具备真正的实力。

在二战胜利的初期，蒋介石与国民党在实力和法理上都是无法被替代的。因此，苏联自然倾向于支持国民党。实际上，直到三大战役结束后，渡江战役前夕，苏联驻华大使仍然随国民党政府迁移至广州。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撤退至台湾。新成立的国家成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而蒋介石则在台湾积极重建自己的统治地位。

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在台湾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最终得出结论，自己失去政权的主要原因是苏联对共产党提供支持而未支持他们。因此，蒋介石将此问题提交给联合国，促成了联合国大会505号决议的通过，该决议名为《苏联违反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联合国宪章，威胁中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及远东和平的提案》。最终，这项提案于1952年2月1日得以通过。

根据控苏案，蒋介石在名义上代表中华民国的情况下，尽管已割据台湾，却重新绘制了地图，恢复了外蒙古等地区，重新纳入中华民国的版图。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他们唯一一次行使在联合国的权利，竟然是为了划定领土，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历史学者认为，蒋介石对苏联的控制行动，实质上是缺乏胆略和智慧的表现。

首先，蒋介石指责苏联的前提是他曾通过以外蒙古作为交换，承认自己在历史上割让外蒙古的罪责。

其次，蒋介石指责苏联，实际上是在为他在解放战争中的惨败寻找借口，这揭示了他及其部下缺乏总结历史经验的能力，以及在整顿军队和加强武装方面的无能。

此外，蒋介石依附于美国，明确选择站在美国一方，为美国充当先锋，成为其对抗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盾牌和牺牲品，这实际上暴露了他的卖国本质。

由于控苏案的影响，再加上蒋介石“扩张领土”的功绩，许多对历史一知半解的年轻人，看到台湾出版的秋海棠地图，便将蒋介石视为民族英雄，反而对新中国割地给外国进行指责。不可否认，蒋介石在表面功夫上确实颇有一套。

实际上，很多人并不清楚的是，在新中国的努力下，成功收回了中华民国在1945年出让的多项国家权益，为这个百废待兴的国家争取了大量的外部援助。例如，国民党版本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外蒙古需进行公投以决定其未来，并规定中东路和南满路由中苏共同管理（实际上是由苏联进行管理），以及旅顺作为共同的海军基地（实际上是苏军的基地）。新中国与苏联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直接收回了中东路、南满铁路和旅顺军港。在旧中国，这些事情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在国与国之间进行领土谈判时，最关键的原则是“务实与前瞻”。像蒋介石那样的扩张地图的做法，恐怕连印度和巴基斯坦这对老对手也会感到棘手。

说实话，外蒙古的经济形势愈发严峻，环境也在不断恶化，现如今成了个烫手的山芋，即使白白送过来我们也不愿意接手。若是真接了，还得在北方投入大量资源去进行扶贫，这实在是费力不讨好。不过，如果不接手，又会面临外蒙古那片土地沙漠化的风险，华北和东北的人民恐怕就要遭殃了。

未来关于外蒙古的问题恐怕需要妥善应对，绝不是简单的几句话就能说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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